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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住解嚴30週年的尾巴，曾為台灣辦理《台灣公報》（Taiwan Communiqué），向世界闡述台灣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境遇的荷蘭人韋傑理（Gerrit van der Wees），以及他身為二二八事件家屬的妻子陳美津，受邀來台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活動，《民報》團隊也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，專訪2位人道救援者，記錄他們在努力三十多年來的故事。
看見韋傑理與陳美津時，他們很恩愛地勾著手腕，韋傑理操著溫柔的英文打招呼，在席間徐徐描述他們過去的故事；陳美津則是自告奮勇擔任韋傑理與我們之間的翻譯，相較於韋傑理的慢條斯理，陳美津更是妙語如珠，甚至積極地補充許多韋傑理沒提到的當年小插曲，夫妻倆還會現場討論起來，回想當年所發生的種種。
那年 全世界只有國民黨觀點
韋傑理與陳美津在1975年結婚，在1979年的12月10日，聽聞台灣發生駭人的美麗島／高雄事件，憤而出版基隆二胎房貸《台灣公報》，一寫便是三十餘載，一直到2016年才停筆。
韋傑理說，他就是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後，才真的跳進去參與人權工作，在1979那年，世界上所有的報紙都拿國民黨的講法，說那時候的政治受難者，都是暴力份子，那時候覺得很不公平，就自告奮勇地寫人權雜誌《台灣公報》。
韋傑理說，在美麗島事件後的那2、3年間，甚至一直到1987年解嚴以前，為了要告訴世界、告訴所有國家，台灣人沒有人權、沒有言論自由，那段時間真的非常辛苦。
描述當年辦報的狀況，陳美津說，他們倆當時在西雅圖唸書，那時候也沒有網路，為了得到台灣的消息，都要靠打電話，將電話錄音帶一個一個建檔。陳美津說，可是當時他們都是學生，當助教的薪水也只有500塊美金，但是救人要緊，還是拼命打電話，結果帳單來了800塊錢，後來是透過美國的台灣人權協會捐助，才能夠支付這筆金額。
一次次直面血案衝擊
提到最痛苦的回憶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悲劇發生時，接到那通電話。韋傑理回億，當林義雄的林家血案發生的時候，他們馬上接到電話，通知美國國務院時，當時負責台灣事務的那個官員甚至不願相信有血案，他們說這種事不可能在台灣發生，結果5分鐘後，美國國務院才知道事情真的發生了。
韋傑理說，還有一個痛苦的經驗，在1981年7月2日，當時他們已經完成學業，準備動身回荷蘭，卻聽到陳文成被謀殺，屍體在台大校園被發現。韋傑理說，當時他馬上又打去美國國務院，官員則回應已經接到這個消息。
陳美津也補充，高雄事件當時，施明德要被逮捕而逃亡的時候，他們也都不斷打電話，迫切想知道他的消息；面對各項黨外雜誌開花，然而卻被查禁、查扣的情況，他們也製作匯整表，統計每本黨外雜誌的資料。
親赴台灣取材 卻成國民黨黑名單
韋傑理說，在1984年時，他們邀請周清玉、姚嘉文夫妻，作為台灣的政治犯去到荷蘭接見國會議員，親身描述台灣沒有人權、台灣沒有言論自由的狀況。在那年周清玉邀請他們來到台灣走一趟，跟更多政治犯的家屬直接接觸，從此開啟他們與國民黨政權的直接衝突。
陳美津說，當時國民黨已經知道他們是誰，每次要出入境台灣的時候，都會在機場「被罰站」，等待機場人員「請查上司」，確認是否放行，行李一定都會被檢查，有時候還要寫切結書，聲明「不會從事政治活動」，而且無論走到哪裡，後面都有車子跟著。
陳美津說，最嚴重的是1986年，民進黨成立、投入選舉，當時他們來到彰化二林取材選舉狀況，半夜在開車返回台北的路上一路被跟蹤。
韋傑理描述，當時的情況就像電影一樣，開車的朋友起先沒有發覺，直到確認後車在跟蹤後，他們在台北的郊外不斷拐進巷子，左彎右轉數十次，一直轉一直轉，最後停在不知名的巷中關燈、熄火，才終於擺脫國民黨特務。
陳美津說，當時他們住在她父親在板橋的住處，後來才知道他們從板橋搭火車到台北時也被便衣特務跟蹤。陳美津回想當時狀況，韋傑理發現特務招了計程車在跟車，還特地搖下窗戶與特務say hi，那名特務馬上躲到後面的車位，用帽子遮住臉，然後韋傑理便請司機在對方計程車跟不上的路線轉彎，再次甩掉國民黨特務。
不久之後，韋傑理與陳美津便成為了國民黨的黑名單，韋傑理有次在歐洲同窗會好友尤清的競選場合爬上台拍照，台下群眾看到外國人拿著相機上台，一陣歡呼，他也在尤清的介紹下伸手鞠躬致意，那個場景被台灣省新聞局指控為「高雄借錢管道干涉中華民國內政」，從此被封鎖成為黑名單，直到1992年解嚴之前，都無法再進入台灣，就連鄭南榕自焚那件事發生時，他都只能待在美國。
韋傑理說，當知道鄭南榕說「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，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」時，他們也只能盡力關心，非常難過。後來，他們漸漸與鄭竹梅、葉菊蘭兩人有密切的聯絡，若說參加黨外運動有什麼收獲，就是對沒有孩子的他們夫妻來說，結識了這群情同家人的朋友。
陪伴台灣走過戒嚴 心中陰影揮之不去
陳美津說，一直到1993年他們再度想回來台灣，才知道國民黨有一張海外的黑名單，相較於她自己，韋傑理對國民黨而言是「更黑」的角色，想進入台灣時，都會收到官員回應「不方便讓你進入」。
陳美津說，他們已經習慣進入台灣前要「被罰站」、習慣行李被檢查、習慣寫切結書，解嚴後入境時也是依往例站著等。「欸？你們走啊？你們走啊！」模仿起當時的機場人員口音，陳美津笑說當時真的受寵若驚，居然不用檢查行李，也不用寫切結書，這是他們夫妻倆共同經歷的轉變。
韋傑理也提到一件有趣的事，他們過去來台總是習慣很小心地談論政治問題，但有次在飯局間，蔡有全天不怕地不怕地開始罵起國民黨、談台灣獨立，他急忙表示「no no no!!」，殊不知這時候蔡有全已經可以自信地說「這ok」，但他們夫妻那時仍未習慣解嚴後的氛圍。
韋傑理說，解嚴後台灣民主確實越來越進步，但其實如同仍然無法加入聯合國的處境，在馬英九執政時期，又有洪仲丘、陳雲林等事件，引發大規模民主運動。台灣的民主、人權仍有進步空間，這些是他後來仍一直持續書寫《台灣公報》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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